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德国Ludwigshafen市郊外的一个小镇住了4个月。小镇上多是一些带有花园的独立式住宅，我居室的窗外就是大片农田，这是我第一次住在离农田如此之近的地方。但是除了偶尔看到在大田里转动的农用机械外，我从未见到干农活的农民。镇上的居民多在Ludwigshafen市工作，乘坐轻轨半小时可到市中心，交通非常便捷。小镇的主街上有超市、邮局和各类专卖店等服务设施，镇外还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小镇的基础设施与城市没有什么差别，但空间更开阔、气氛更安宁，生活也更恬静。那时全德约有一半人口就生活在这样的乡间小镇，乡村与城市早已成为交融互动的有机整体。

  其实，“二战”后德国乡村也面临着与现在中国乡村类似的问题：一方面是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凋敝，产业薄弱，人口大量流失，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有廉价的劳动力、便宜的地价及国家相应的补贴，大量工业蔓延到乡村，乡村特有的自然和文化环境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害。

  在此背景下，德国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和措施，合理规划整合资源，进行土地整理及合并，从而推动了农业人口的分流，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实施“城乡等值化”发展战略，通过法律规定乡村居民要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工作、交通等条件，在保持乡村空间结构的同时，加大对各类基础设施及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逐步实现城乡生活水准等值、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当然，由于各种资源更加集中，信息更加丰富且更具活力，城市必然是寻求发展机会的年轻人居住首选。然而由于乡村有与城市同等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更加优美的自然环境、宁静安逸的生活氛围、宽敞经济的居住条件，再加上城乡之间便捷的交通联系，乡村不仅能够留住人，也能吸引人来居住。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总体上都实现了城乡一体的融合发展。那时这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均达到了70%以上，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这2项指标或许是实现城乡等值、和谐发展的基本门槛。

  在中国，2020年城市化率已超过60%，人均GDP也超过了1万美元，国家已经到了逐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阶段。而在浙江和江苏等中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70%。这些地区的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乡村地区在环境、文化、游憩等方面的地位不断上升，许多乡村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以及乡村旅游和度假的潮流。一些地区甚至初步实现了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成为景区，基础设施条件已与城市相当，而村民的生活水平甚至还高于城市普通居民。

  然而，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平衡，大部分地区城乡差异仍然巨大。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村和城市的割裂，城乡居民在生活质量、资源占有和发展机会上差距巨大，如乡村居民收入来源有限、社会保障低、居住质量差、公共服务缺乏。乡村的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中国广大的农村需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直接农业人口的数量，加强培育第二和第三产业，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来源的多样化。乡村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发展，只有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适合乡村的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才能让乡村具备与城市统筹的基础。

  不过，城乡统筹发展并不意味着将乡村变为城市。乡村的发展要与城市等值但绝不能同质。乡村的发展需要彰显乡村的独特性，以及人与土地和自然的紧密关系。与城市相比，乡村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与自然相融的环境及特有的民俗与生活方式。保护、恢复和延续美丽的乡村风光，保护乡村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沉淀下来的空间格局，修复乡村受损的生态环境，使乡村成为风景优美、生态健康、文化独特，集农业生产、居住、旅游、休闲、康养于一体的具有诗意的宜居之地，才能使乡村吸引人并留住人。

  理想的城乡统筹发展意味着城乡之间良好的互动，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自愿选择生活地点和方式。城市能够为进入其中的农村人口提供城市居民所具有的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服务方面的待遇；乡村能够成为城市居民居住、工作、旅游、休闲和度假的选择，这样的城乡统筹才能让城乡居民公平地享受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让城市和乡村都健康可持续地发展。